《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第九章 东南亚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二）

　菲律宾的金融改革

　　尽管对于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作出了努力，菲律宾在实际经济和金融两个方面所取得的发展业绩在80年代东盟五个国家中是给人印象最浅的。与泰国不同，第二次石油冲击所带来的经济困难并没有导致执行修正的货市金融措施，以增加80年代本国资金的筹措。菲律宾反而继续严重地依赖外国的储蓄。从战后年代到80年代，一直不断地采取有利于进口替代工业而不利于出口的财政刺激措施。此外，还执行有选择的信贷政策，以有补贴的利率对入优先的部门，集团和地区发放贷款。从1973年起，由政府控制浮动的菲律宾比索经常被固定在不切实际的水平上，频繁地进行大幅度的贬值是常见的事。1981年取消了外汇管制，可是1983年又重新加紧管制，因为当时由于通货膨胀加剧、硬性规定利率的上限和政治的不稳定而发生了资金外逃的现象。虽然官方的利率上限规定在1984年取消，很大比重的国内贷款仍然是由政府控制和金融机构按照非市场的优惠条件进行分配的，并且由寡头控制的银行系统不允许市场力量左右利率。所以，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不同，菲律宾的经历是：连续不断的各种限制阻碍了金融部门的发展，正如内向型政策曾经限制了实际经济部门的发展一样。当然，根本的政治基础薄弱也使有效的政策难以制和贯彻执行。
　

东南亚金融体制的发展

　
货币化与金融的深化

　　衡量金融深化速度的最常用的尺度是货币流通总量M1．M2和M3对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因为所有东盟国家的都没有M3的数字，货币流通总量范围比M1/GDP宽的M2／GDP。其中可观察到许多有趣的现象。第一、用M2／GDP的增长来衡量，80年代在所有5个东盟国家的经济中都发生了金融深化现象。第二、在进行上过重大金融改革的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中，正是大致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即泰国的1982年和印度尼西亚的l983年，M1／GDP有了迅速增长，而且泰国的比率超过了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比率。
　
　　金融机构资产的增长

调动本国储蓄来为经济增长筹资，涉及到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所起的中间媒介作用。金融中介作用扩大的一种表现是以下几种金融机构资产的增加：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NBPIs）。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两个国家，又一次在变化的格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这两个国家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者的资产增长率要比中央银行高得多，结果银行资产的相对份额有了显著的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相对份额稍有提高，而中央银行资产的相对份额理所当然地下降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的增加可以归功于由于取消利率的上限规定和减少对政府证券的受控制的购买而造成的私人存款和放款的急剧增长。中央银行的资产增长缓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政府、国营企业和优先的部门的直接贷款和间接贷款活动急剧减少。在马来西亚，三种类型金融机构的增长分布得比较均匀。马来西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增长势力较强，在很大程度上是若干有远见的基金计划迅速扩大的结果。在新加坡，“新加坡货币主管当局”（MAS）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相比，在资产方面有了较大增长。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国储备金形式的资产的迅速积累，而并不意味着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的增长存在任何阻碍。另一方面，菲律宾中央银行的资产有了急剧增长，其在金融系统的资产中的份额急剧上升，从23．8％提高到35．8％。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连续不断的直接贷款和间接贷款活动。另一方面，增加对本国公共债务的受控制的购买。高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误导致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缓慢增长。
　
　　商业银行的私营部门存款和贷款
　　金融系统所起的中介作用扩大的第三个指数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和放款的增加，商业银行对私营部门来说是短期和中期可贷放资金的传统来源。

　　在资产额、私营部门的存款和放款增长率方面最高的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这两个国家。不仅如此，私人存改款的增加还超过了资产总额的增长，这意味着向私营部门和向更为市场导向的银行业提供更多资金的一种转变。然而在菲律宾，放款的增长小于资产的增长，这表明商业银行受控制地购买了更多的政府证券。因为早在8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的银行系统已经十分发达，资产的基数十分巨大，所以这两个国家商业银行系统相对来说增长较慢是意料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