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透视》第九章 东南亚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四）

东南亚经济增长的资金来源

　
　　一般来说，储蓄有两个来源一一本国的和外国的。最值得注意的是，援助、贷款和外国直接投资形式的外国储蓄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外国援助与公共外债

　　对于新加坡来说，外国援助的流人并不重要，因为在任何年份中它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重从没有超过0．5％。从1988年起，马来西亚和泰国由于本国的高储蓄率和出口的迅速增长，外援的重要性消失了。从1987年起流入印度尼西亚的外国援助稍有增加，而在80年代后期菲律对外援的依赖有了明显的增加。

　　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政府在刚发生第二次石油冲击以后（1980－1983年）增加了对外的借款。印度尼西亚也在1982年石油价格下跌以后增加了对外借款。1985－1986年的经济衰退也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增加了它们对外公共债务的依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在1985年的未偿还对外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和还本付息率都要比198l年高得多。然而，马来西亚和泰国金融的发展导致了本国储蓄更为有效的动用，与此同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又使出口收益大大地增加。结果，对外债的需要减少了。从1988年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开始清偿对外公共债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对外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和还本付息率也大大地降低了。然而，印度尼西亚的外债负担在80年代后半期有所增加，这是由于印尼盾的急剧贬值。马来西亚和泰国以及较小程度上的印度尼西亚，在减少对外国公共债务依赖方面的成就，是这些国家能够增加本国的储蓄以便为加速的资本形成率提供资金的直接结果。
　
　　外国直接投资(FDI)

　　外国直接投资爆发式的增长是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在80年代后期的共同经历。这些国家向需要外资的出口导向工业化的转变，发生在一个意外的时刻。1985年广场协议的结论导致了日元的急剧升值。日元的高市值反过来使海外设资对日本人很有吸引力。东盟五国是这种雄心勃勃的海外投资受益者（菲律宾受益较小）。在80年代后期，当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成为净资本出口国时，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得到了第二次推动。在印度尼西亚，从1986年到1990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的实际净流入额增加了5倍以上（从2．58亿美元增加到13．59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率相应地从1986年的1．46提高到1990年的3．74。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净流入的增加甚至比印度尼西亚更为显著。前者的外国直接投资扩大了11倍以上（从1986年的2．62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29．31亿美元）。马来西亚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它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净流入额增加了近6倍（从5．28亿美元增加到30．08亿美元）。随着这些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急速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占国内投资总额的比率也急剧上升。新加坡继续是一个坚决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然而，菲律宾并不那么幸运。直到1988年外国直接投资才真正有了增加，但随后由于政治上一直不稳定并且衰观经济持续发生困难，因而流入额减少了。

　　总之，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的增加，加上在调动本国储蓄方面取得的成功，使得对于公共外债的需求减少了。
　

金融发展带来的结果

　
　　新加坡成为地区金融中心
　　近几年来，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银行增加了它们对邻国，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联合放款活动。这种增加要归因于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在本国发生清偿问题后逐步从地区的放款市场撤走。

　　新加坡的“亚洲美元银行”已经存在了差不多25年。位于本区域内的境外货币市场究竟对它的经济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有关这一专题的资料很少。有一个实际数据，就是东盟在新加坡的“亚洲货币单位”（ACUs）放款和存款额中的份额。然而，我们确实知道ACU资产／负债的规模在1980－1990年间增长很非常迅速——达到4倍以上，其中大多数的资金是同新加坡以外的银行之间的交易。新加坡的银行，一般来说已经成为ACU资金的纯存款户。我们可以假设（但没有具体数据证明）：“亚洲美元市场”一直在东盟地区的经济增长中起着日益提高的中间媒介作用。
　
　　金融的日益相互依存
　　东南亚金融体系的日益开放和尖端化（在工具和专业知识两个方面），也意味着在金融方面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市场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增长。这一趋势会由于贸易和投资方面（尤其同经合组织国家）的相互依赖而进一步加强。它的后果是：来自国际间的金融冲击会以更快的速度向国内体系传播。一个恰切的案例是1987年10月的股票市场行情大跌。续约股票市场的指数下降23％，而新加坡下降了32％；吉隆坡24％；曼谷11％；马尼拉7％。在1990年9－10月的海湾危机头一个月里，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下降了22％，马尼拉和曼谷分别下降了40％和54％，而新加坡、吉隆坡和雅加达降低了大约28％。
　
　　日益发展的地区一体化

　　另一趋势是由于各种原因，东南亚的经济日益一体化。第一，目前在以制成品出口和外资为基础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方面有着共同的相似之外。东盟国家随后发生的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格局中的趋同现象。第二，象“柔佛一新加坡一廖内经济增长三角区”和建议中的包括马来西亚的摈榔屿和半岛北部几个州、泰国南邻和印度尼西亚西北部的“北方经济增长三角区”这样一些小区域经济区的开发，也许将是90年代越来越常见的典型发展格局。第三，1月下旬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四次东盟高级会议上最新签订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域协定”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跨国境产品市场的一体化总是会带来要求协调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条例以及要求资本流动能更自由地跨越东盟各国边境的各种压力。这方面的证据之一是要求将新加坡元在地区内使用。但这一压力一直受到“新加坡货币主管当局”的抵制，为的是要避免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很可能引起的汇率管理问题。对于未来由于产品市场一体化日益发展而引起的这类性质的压力，也许要由地区的货币主管当局来处理。

　　总之，近几年来东南亚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由许许多多外部和内部的有利因素促成的。从内部来说，东南亚各国进行了实际经济和金融的欢革。目标在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经济改革得到了大力贯彻，用牺牲以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和进口替代工业为代价，促进了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和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广泛的金融改革和不断的金融革新，一方面提高了本国储蓄额，另一方面在本国和外国的资源之间更有效地起了中间媒介作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所推行的广泛的金融改革，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金融的不断发展，通过银行系统鼓励了私人储蓄和用市场放款活动取代有选择的信贷。这些国家在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其资本市场的扩大甚至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与上述情况相对应的是短期和长期市场放款活动的有力增长。它为本国经济的扩大提供了资金，最终导致了所有四个国家实际经济的迅速增长和金融的深化。